人在文昌过年回家祭祖，翻开族谱时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写着“福建莆田”、“福建泉州”这样的字眼？
如果你姓陈、姓黄、姓林，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记载。在文昌，这些大姓的族谱里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始迁祖来自福建。
文昌陈氏的先祖中，有一位元代的陈拱辰，福建莆田甘蔗头村人，以举人身份来文昌当知县，任期满后喜欢上了这里，就留下来安家了。黄氏的故事更多，元代的黄森、黄政兄弟从福建闽清县出发，去交趾（今天的越南）任职，途经海南时滚留，后来就落籍在文昌了。还有北宋末年的黄爵，泉州进士，来文昌当教谕，后来因战乱留了下来。
不止陈、黄、林这几个大姓。即使是韩氏——宋氏家族的奈姓（宋耀如原名韩教准）——也是南宋时从大陆一路南迁，最终落户锦山。
这些族谱里的故事，听起来像是各家各户的私事，但放在一起看，就成了文昌的历史。这些分布在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个朝代的移民故事，指向一个共同的答案：我们文昌人，很多都是闽南人的后裔。
但这个答案又带来了新的问题：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福建？又是怎么来到文昌的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几百年前的先辈，留给今天的文昌什么印记？
宋代：移民潮的开端
在宋代之前，来海南定居的汉族人主要是中原和两广的移民。但到了宋代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宋代的海南，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荒凉岛屿。当时的海南商业繁荣，港口兴盛，清澜港已经是重要的通商口岸。这对善于经商的闽南人来说，是巨大的吸引力。
第一批来的闽南人，很多是经商。他们跟着贸易路线，从福建泉州、漳州、莆田这些沿海城市出发，搭乘商船横过琼州海峡，最终到达海南。铺前镇，就是当时主要的登陆点之一。
还有一些是读书人。宋代重视教育，文昌也不例外。当时的文昌孔庙已经建立，需要教谕、教官。许多福建的读书人以官员身份来文昌，任期满后，看到这里的机会和潜力，就留下来安家了。
到了南宋末年，移民的原因变得更加急迫。元军南下，战乱频繁，许多闽南人为了躲避战火，举家南迁。海南岛远离中原战场，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。这一时期，大量闽南人涌入海南，移民规模显著扩大。
元明清：一波接一波的迁徙
元代，战乱和民族压迫让更多闽南人选择南下。前面提到的黄森、黄政兄弟，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。他们本来是去交趾任职，途经海南时不得不留下来，后来干脆就在文昌扶家村安了家。
明代，是闽南人迁文昌的高峰期。一方面，明朝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和开发海南，鼓励移民。另一方面，文昌作为沿海城市，经济发展迅速，吸引了大量闽南商人和手工业者来此创业。
会文镇的十八行村，就是明代移民的典型例子。村子的先祖来自福建莆田，姓林。他们的宗祠叫“九牧堂”，这个堂号直接来自福建莆田的林氏望族。十八行村的建筑布局，也明显保留着闽南传统民居的特征。
清代，尤其是明末清初，又是一轮移民潮。许多不愿降清的明朝遗民迁入海南，移民活动再次集中。为了加强海防，清政府在铺前设立营诛，这也吸引了一些闽南人以军人或商人身份来此定居。
就这样，从宋到清，历经几百年的时间，一批又一批的闽南人横渡琼州海峡，在文昌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。他们带来了家乡的语言、习俗、建筑风格，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商理念。这些闽南文化的种子，在文昌的土壤中生根发芽，最终成为文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那么，这些闽南文化的印记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让我们从语言、习俗和建筑三个维度来看看。
语言：听得懂的血脉联系
语言是体现文昌话和闽南话关系的显著依据。
你发现没有，文昌话里的人称代词，跟闽南话几乎一模一样：我、汝（你）、伊（他）。这些词汇，都是古汉语的遗留，在普通话里早已消失，但在文昌话和闽南话里都保留了下来。
再比如，文昌人把“吃饭”叫“食糜”，把“湿”叫“dam”，这些词汇在闽南话里也能找到对应说法。有研究统计，在200个闽语特征词中，文昌话同源词比例达八成以上。
更有意思的是词序。文昌话和闽南话一样，都有很多“逆序词”。比如表示动物雄雌时，会把性别放在后面：“牛公”（公牛）、“猪母”（母猪）。这种构词方式，跟闽南话的“鸡角”（公鸡）、“鸡母”（母鸡）如出一辙。
当然，几百年的地理隔绝和与本地语言的融合，也让文昌话发生了很多变化。比如，闽南话里丰富的鼻化元音，在文昌话里几乎全部转化成了口元音。这就像是同一颗种子，在不同的土壤里长成了不同的样子。
但有一点相同：文昌话和闽南话都完整保留了古汉语入声韵尾 [-p]、[-t]、[-k]，也都保留了“平上去入”四声各分阴阳的8个声调。这些特征，很可能是古闽南语的遗留，是两种语言同源的重要依据。
习俗：祭祖与公期的渊源
说到习俗，文昌最有特色的就是“公期”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公期的许多元素，其实都来自闽南。
公期核心是祭祖。闽南人祭祖传统非常隆重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都要祭祖，而且仪式讲究，要在宗祠前设主祭、陈祭、宣读祭文、备好三牲五果。文昌公期，就是把祭祖和祭神结合起来，在祭拜地方神明同时，也祭拜自家祖先。
公期的形式——抬神像巡游、大摆宴席、广邀亲友——也跟闽南的迎神赛会很相似。闽南各地会祭拜不同的乡土守护神，像观音、关帝、保生大帝等，形式上也是村社集体出动，场面盛大。
不过，公期的社交功能——“来的就是亲戚”这种待客之道——是文昌的独特创造。这可能跟文昌的侨乡背景有关：早年很多人下南洋，公期成了华侨回乡探亲的重要时刻，也成了村里人联络感情的重要纽带。
连带地，文昌人对祠堂的重视，也明显来自闽南。闽南家族观念非常强，祠堂是家族精神中心。文昌各地也是如此，像十八行村九牧堂、锦山韩氏大宗祠，都是家族核心。过年过节，海外子孙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祠堂祭祖，这跟闽南人习俗一模一样。
建筑：看得见的闽南印记
如果说语言和习俗是无形的联系，那么建筑就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闽南印记。
走在文南老街、铺前胜利街，你会看到成排的骑楼。这些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，融合了南洋、巴洛克和中式传统元素，女儿墙造型各异，窗楢和廊柱上有精美的浮雕图案。这种骑楼风格，在闽南的泉州、厦门中山路也随处可见。都是当年华侨从南洋回来，把在外学到的建筑理念带回家乡，建起来的。
祠堂建筑，更是闽南特色的直接体现。文昌的祠堂大多采用中轴对称、纵深布局的院落形式，跟闽南祠堂的布局一模一样。像十八行村的九牧堂，坐南朝北，多进式院落，房梁、公阁上有精美雕刻，屏顶饰有五彩瓦和石雕，完全是闽南祠堂的风格。
传统民居也一样。十八行村的民居呈现多进封闭式院落，纵向排列，每行代表一个分支，体现了“兄弟同心”的宗族伦理。这种布局方式，跟闽南的三合院、四合院如出一辙，都强调中轴对称、以天井为中心组织空间，有“四水归堂”的聚财寓意。
还有一些细节，也能看出闽南源流。比如屋顶的雕刻装饰、墙体的灰塑工艺，虽然经过本地工匠的改造，形成了文昌特色，但跟闽南建筑的装饰理念——“建筑必有图，有图必有意”——仍然是一脉相承的。
我们是谁？
从宋代到清代，几百年间，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横渡琼州海峡，来到文昌。他们带来了家乡的语言、习俗、建筑，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。这些闽南文化的种子，在文昌的土壤中生根发芽，与本地文化融合，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昌。
了解这段历史，不是为了简单地“寻根”。而是让我们明白，文昌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多元融合的。闽南文化是文昌文化的重要组成，但不是全部。几百年来，文昌人在这片土地上，把闽南文化、本地文化、南洋文化融为一体，创造出了属于文昌自己的独特文化。
下次再听到文昌话，再参加公期，再走过老街骑楼时，这些都是几百年前先辈们过洋过海、在这里落地生根留下的印记。
这些印记，不仅仅是历史，也是我们今天身份认同的根基。它们提醒我们：我们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又将带着这份文化走向哪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