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文昌扫码或长按识别，获取最新文昌本土故事、传统文化与地道美食资讯，与我们一起看见家乡的美好。
文昌公园里有棵大榕树，树下有座亭。
亭子不大，八角，三层，琉璃瓦顶，中西合璧的民国风。平时来公园晨练的老人经过，走进去歇个脚，扇扇风，顺手摸一摸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字，也看不大明白说的是什么，就又出去了。
但如果你认真看那些字，你会发现——这里面藏着一个故事。一个关于失母、拉扯、跨洋报恩的故事。
故事的主角不是皇帝，不是将军，不是历史课本里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人物。主角是两个女人。一个是祖母，一个是伯母。她们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文昌，甚至可能没有走出过村子。但有人为了她们，从南洋运来石料，请来名匠，造了这座亭。
一
故事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。
清末民初，文昌南阳美为村有个姓郭的家庭。家里男人跟当时许多文昌人一样，家贫居难，就打算过洋，去马来亚闯一口饭吃。走的时候，把家交给了女人，说了一句老话：“你帮我看好家。”
然后就没了消息。
没多久，家里发生了变故。郭巨川的生母吴氏，因积劳成疾，去世了。郭巨川当时才九岁，弟弟郭镆川呢，出生才三个多月。
三个多月。还不懂事，还不认人，甚至没来得及记下母亲的脸。
当时南洋来信极少，两孩子的父亲和伯父远在异乡，一时回不了家。山多地少，山村穷苦，家里又少了一个可以干活的壮劳力。两个尚未开蒙的孩子，就这样落到了祖母李氏和伯母王氏面前。
二
李氏和王氏，后人给她们加了封号：“李太夫人”“王夫人”。但在当年，她们只是两个普通的文昌女人，没有财产，没有势力，进门后住的不过是一间简陋的旧屋。
她们没有向谁开口求助，也没有谁上门帮衬。有的，只是一口气。
她们把两个孩子当自己的子孙，就这么一点一点拉扯起来。日子再苦，孩子的那口吃的不能少。有多少算多少，她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帮孩子熬过去。
郭巨川后来回忆，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，祖母和伯母经常把自己的那份划出来，推到孩子面前，说“我不饥，你吃”。孩子心里明白，却也不敢不动。一顿饭就这么吃完了。
长大一点，就送去读书。李氏和王氏不识字，但知道读书是好事。孩子出门前，她们一定把衣裳整整齐齐叠好。村里那些闲话闲事，她们一一挡下，不让孩子分心。
她们希望这两个孩子，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。她们没法替孩子走得更远，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个家稳稳撑着。
三
后来的事情，世人都知道了。
两兄弟长大后，追上父辈脚步，去了马来亚。初来异乡，资本无积，开始也吃了不少苦。但年轻，胆勇，加上在文昌读过些年书的底子，两兄弟慢慢就站稳了脚跟。后来成了马来亚一方的大商，在整个东南亚有了名气。
广为人知的是，他们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，抗战期间在南洋捐了两架美式战斗机，还资助创办文昌中学、海南大学。
但少有人知道的是，在功成名就、富甲一方之后，两兄弟没有忘记文昌南阳美为村的那两个老女人。
郭巨川后来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与镆川，同得两位母亲抚养，方有今日。如果没有她们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。”
这句话不是对外宣说的，是两兄弟对自己说的。
四
1936年，郭巨川、郭镆川兄弟决定建一座亭。地点选在文昌公园里，全名题得很隆重——“郭母李太夫人王夫人纪念亭”。
建亭花了多少钱，没有记录。但不难想象：从外地逐块运进的石料，请来的名匠，头顶精细的藻井雕刻——不是小数目。但两兄弟就这么踏踏实实地做了。
还请了当时民国最重量级的人物来题字，给两位母亲留下记录。
于是亭内留下了二十四块石刻牌匾。孙科、李宗仁、冯玉祥、张学良、于右任、孔祥熙、居正、蔡元培——这些名字，随便哪个拎出来，在民国历史上都是一场震动。
张学良题了匾额“任始风徽”；冯玉祥题了隶书“后先辉映”；孙科专门写了一首七言律诗，赞颂李、王两位夫人的美德：“家留家妇勤南山，代哺诸孤慰北堂……显扬潜德清芬远，积厚由来世泽长。”
那个年代，能要到这么一群人为两个普通山村女性题字——凭的，就是两兄弟心里那一片忘不掉的感恩。
五
这座亭，如今还在。
八角，三层，琉璃瓦，高十一米。天气好的下午，阳光从拱形窗流下来，打在内圈的圆柱上，有点静静的温润。
地面上的石板被走光滑了，那些字还是清晰。李宗仁的字，张学良的字，还有孙科那首诗，一块一块排上去，静静占据着一个已经远去的年代的气象和人情。
路过的人，大概不会进来。晨练的老人进来纳个凉，打量几眼，也不一定认得清这里的字说的是什么。
但不要紧。
这座亭不需要每个过路人都懂它的故事。它只需要存在。
字刻在石头上，再长的岁月也磨不尽。
李氏和王氏当年一口气撑起来的那个家，其实也是这样，将自己刻进了不会磨灭的岁月里。
一座亭，一个训：恩情这东西不分贵贱，不分远近，也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过期。有人记得，就足够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