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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一黑，奶奶就去桌边摸那盏灯。
玻璃灯座，铁皮灯帽，灯芯是棉线搓的，细细一条，从灯座里探出头来。拧开盖子，倒进去小半瓶煤油，再用火柴划着，凑近去点。火苗跳一下，稳住，橘黄的光晕一点点漫开来，把屋里的影子推到墙角去。
那时候文昌乡下没有电。黑夜是真正的黑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。一盏煤油灯，是一个家晚上的全部光亮。
文昌人管这盏灯叫“火水灯”。
“火水”是煤油的本地叫法。整盏灯不复杂：下面一个玻璃肚子，装煤油用的；肚子顶端拧着一圈铁片，往上套一根铁管，灯芯就穿在铁管里。灯芯旁边有个小拨片，用来调火苗大小——拨上去，火苗大，光亮些；拨下去，省油。最上面罩一个玻璃灯罩，防风。
讲起来简单，用起来其实有讲究。
灯芯不能太高，太高耗油快，还容易冒黑烟，熏得满屋子焦气。灯罩要常擦，一旦积了一层油烟，光就暗下去了。煤油不能买劣质的，劣质煤油烧起来味道呛，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头晕。
这些知识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母亲教女儿，婆婆教媳妇。没有人写在书上，都装在头脑里。
还有一件事得留心：煤油要放对地方。不能靠近灶火，不能被小孩子拿到。有些家里把煤油瓶放在柜子顶上，专门搁在小孩够不着的位置。出过事的村子，大家都晓得，不用说。
灯买回来要花钱，煤油也要花钱。那时候日子紧，很多家里舍不得一晚上开到底，能摸着黑做的事情就摸着黑，非要用灯的时候才点。
灯下的那些事
煤油灯最亮的时候，是晚饭后那段时间。
大人们围着灯吃饭，筷子碰碗的声音，蒸鱼的香气，都被这一圈橘黄的光罩在里面。饭桌就是那时候的“家庭中心”，一盏灯足够照亮每个人的脸。
吃完饭，灯不灭，各人有各人的事。
妈妈纳鞋底，针线在厚布层里穿来穿去，要凑得很近才看得准。奶奶做针线活的时候，眼睛离灯罩只有一两拳远，久了，眼眶里有血丝。她说那时候视力不好，都是这么熬坏的。
小孩子做作业就更难了。
一盏灯要照两三个孩子，必须挤在一块儿。光圈就那么大，坐得远一点，字就看不清。小孩子趴在桌上，背弓着，鼻子离纸面只有几寸，写出来的字东倒西歪。写到一半，灯芯烧短了，光暗下去，得停下来拨一拨，才能继续。
偶尔来了人，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要商量，才会把灯拨亮一点。那一点额外的光，像是某种郑重的仪式感。
到了睡觉的时候，大人会把灯吹灭。吹之前，有时候会端着灯在床底下照一照，看看有没有蛇或者别的虫子。
灯一灭，屋子就彻底黑了。
孩子们摸着床边躺下去，耳朵里只剩蛐蛐叫和远处的狗吠。那个黑，不让人害怕，反而踏实——灯灭了，一天就结束了。
灯是怎么消失的
文昌的电是慢慢进来的。
先是县城有了电，然后是镇上，再然后才是各个村子。有些村子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通上电，有些地方更晚。
直到电灯拉上来的那天晚上，很多人其实没能马上意识到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。开灯，就开灯吧，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。
煤油灯没有被正式收捡。婆婆她们大多把灯擦干净，放进柜子里，和钉子、碎布头放在一起，静静摆着。万一停电呢。
就这样搁了一年又一年。油干了，灯芯耗尽了，灯罩被碰裂了，也没有人换。慢慢地，就没有了。
但是有些东西是有记性的。
就比如停电的时候，妈妈的反应总比我快。不一会儿，已经找到手电筒，或者直接拿出一支蜡烛点上。她翻找这些东西的动作很轻，好像手一直记得，在黑暗里把灯点亮是怎么个步骤。
也许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，黑暗不是缺乏，而是一种就那么生活过的默认。灯，是你主动去点亮的东西，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有的。
前两年回老家，整理房间的时候，在一个旧柜子高处见过一盏煤油灯。
灯座进了灰，灯罩前半段破了，灯芯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整盏灯就这么摆在那里，像年代留下的一个手势。
我把它拿下来，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。
玻璃肚子旧了，但还是透明的。轻轻捅了捅拨片，还能动。
没有再点上它。只是在屋子里找了一个更靠里的小展台，拍了张照片发给我妈。
她回我：“就这盏灯，你奶奶用过的。”
就这一句，什么都不用再说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