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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里老房子，压着一把算盘。
红木框，棕色珠，拨一下哗啦作响。有些珠子因为太久没动，推上去有点涩。那是我妈妈读小学时用的。她说，那时候上数学课，算盘是要自己带去的，就像铅笔盒一样，缺一不可。
我把它从一堆旧物里翻出来，试着拨了几下，“一上一，二上二”——那些口诀还留在嘴边，是小时候被老师逼着背出来的。二十多年了，居然还没忘。
可我身边三十岁以下的文昌朋友，十个里有九个已经不会用了。
一把算盘，就这样安静地把一代人分成了两截。
算盘进课堂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
算盘在中国已经用了两千多年。秦汉时期就有了雏形，到明代基本定型成现在这个样子——上二下五，十三档，木框木珠，随手一提就能带走。它比印刷术更早走进普通人的生活，一代一代靠口传心授，从商铺账房传到家家户户。
真正走进课堂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，小学数学里有三样东西是必学的：笔算、口算、珠算。珠算排第三，却并不因此就轻松。要过关，得先把口诀背熟，“一下五去四，二下五去三”，每一句都对应一种具体的拨法，错一个数，账就全乱了。
那个年代，算盘是开学时必需品。文昌街上卖文具的小铺子，开学前算盘总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质量好的红木算盘价格高些，家里穷一点的，就买杂木的，珠子稍微粗糙些，但用起来一样响。
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将近半个世纪，几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小学记忆里，都有这把算盘的声音。
文昌课堂里，算盘课曾是不折不扣的“恐怖片”
文昌一老师今年七十多了，他教了三十年数学，跟我说起过一件事。八十年代，班里一共四十几个学生，每个人都带了算盘来上课。只要他在黑板上写下一道题，下面哗啦哗啦的声音就响成一片，像一场小型交响乐。他的工作，就是在教室里慢慢走，看谁拨错了珠子，随时叫停。
成绩好的学生会被叫到黑板前“打百子”——连续做一百道加减乘除混合题，每一题都不能错，打得又快又准的孩子是教室里的英雄。而口诀背不熟的，会被留下来，下课也走不了，要当着老师的面，把一套口诀全部背一遍。
现在四十多岁的文昌人，基本都经历过这种训练。有人跟我说，现在让他拿起算盘，还是会条件反射式地先清盘——把所有珠子归位，上珠拨到上面，下珠拨到下面。这是上课前的第一个动作，老师教的时候反复强调：如果清盘不干净，后面算出来的数全都是错的。
还有人记得，那时候算盘用久了，木框边缘会被手掌磨得发亮，珠子也光滑得好像抹了油。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算盘课，但所有人都逼着自己学。因为每次考试，都有专门的珠算题，不会就得零分。
消失得太快，没来得及道别
2001年，教育部修订了新的课程标准，珠算不再作为小学数学的必修内容。理由很现实：随着电子计算器的普及，珠算的实用价值已大不如前。
这个决定来得并不突然。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文昌的小学里就已经有老师隐约感觉到了变化——算盘课时在慢慢减少，具体的考试要求也不像以前那么严格。后来入学的孩子，开始渐渐不买算盘了；再后来，干脆就不带了。
也就是在那个交替的间隙里，文昌往后几代人，被分成了两批。一批是还能拨两下算盘的六七十年代生人，他们中有的人在小店里放着用了十几年的老算盘，也有人把算盘搁在书桌旁，说是没事拨一拨，手心舒服。另一批是大多数在外打拼的八九十年代生人，提起算盘，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小时候大人报题目的声音，自己却几乎没怎么摸过。
2013年，中国珠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消息一出，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。但对大多数文昌人来说，小时候用的算盘早已不知散落到哪里了，连入选非遗这件事，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
就让口诀留在嘴边吧
回文昌，我把那把算盘带给小孩摸着玩。他把珠子拨上拨下，觉得很新奇，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说，这叫算盘，以前上学要用的。他想了想，问：“现在为什么不用了？”
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。不是算盘错了，是世界变了。它曾经就是最快的计算工具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每一个文昌孩子都被要求把它学会、把口诀背熟。
现在有多少文昌人还记得算盘，大概就是还在用和就快要忘记这两群人。记得的，多是一种身体记忆——口诀在嘴边，拨法在手上，不用想，一碰就出来了。这种记忆不属于大脑，而属于整个少年时代。老师说过，珠算训练的其实是一种专注力，一种不急不躁的耐心。这一点，现在的孩子就算用手机，也未必学得到。
旧算盘，还在老房子里。没什么仪式感，就是一件安静放着的老物件。拿出来拨一拨。哗啦的声音一响，口诀说不定就回来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