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文昌是一艘巨轮,那么铺前的七星岭就是它的船首,而岭上的斗柄塔,便是那只永不闭合的“眼睛”。
在文昌北部的海岸线上,当你抬起头,总能看见它。

它孤悬于海拔110多米的七星岭主峰之上,八角七层,傲视苍穹。对于今天的游客,它或许只是一处登高望远的景点;但对于数百年前闯荡“七洲洋”的文昌先辈而言,这座塔,是生与死的分界线,是回家的路引。
险境与慈悲:王弘诲的“最后一事”
斗柄塔的身世,离不开一个响彻海南历史的名字——王弘诲。
他是明代的礼部尚书,文昌定安一带妇孺皆知的“王青天”,也是那位“奏考回琼”、免去海南学子渡海赶考之苦的恩人。
明朝天启年间(约1625年),王弘诲已告老还乡。这位曾经身居高位的老人,回乡后并没有只顾着颐养天年,他的目光投向了文昌最凶险的海域——铺前木兰头。
彼时的铺前港,商贾云集,是文昌连接东南亚的重要口岸。然而,七星岭外的海面下暗礁遍布,水流湍急,更有著名的“急水门”。夜航的商船和渔船,稍微偏离航道,就会触礁沉没,葬身鱼腹。
“每逢风雨晦冥,舟楫迷方,常遭覆溺。”
这一幕幕惨剧刺痛了晚年的王弘诲。他深知,如果没有一个高耸的坐标,这片海域永远是吞噬性命的虎口。于是,他联合当时的地方官员和乡绅,倡议在七星岭的最高处修建一座砖塔。
这不是为了求功名,这是为了救命。
命名之妙:为何叫“斗柄”?
塔建成后,取名“斗柄”。这个名字,极具文昌人的文化浪漫与风水智慧。
七星岭,因七座山峰逶迤如北斗七星而得名。但在风水堪舆看来,有星无柄,便无法指引方向。
古语云:“斗柄东指,天下皆春……斗柄北指,天下皆冬。”北斗星的斗柄,是古人辨别季节与方位的核心参照。
王弘诲将塔命名为“斗柄塔”,意在为这七座山峰安上一个“把手”。
于风水而言: 它补全了七星岭的地脉灵气,镇住了海上的惊涛骇浪;
于现实而言: 它就是茫茫大海上的“北斗星”。
从此,漂泊南洋的文昌人,只要在海平面上远远望见这支耸立云端的“斗柄”,悬着的心便落了地——那是家的方向,是岸的承诺。
四百年的沉默见证
从1625年至今,整整四百年。
斗柄塔是孤独的,也是坚韧的。它不像一般的木质楼阁那样脆弱,它通体由青砖砌成,内实外砖,层层收分。这种敦实的结构,让它扛过了海南无数次超强台风的正面袭击,也扛过了1605年琼北大地震后的余震岁月。
它站在那里,像一位沉默的史官,记录着文昌的变迁:
它见过明代的福船满载着瓷器与丝绸,从铺前港扬帆起航;
它见过清末民初的下南洋大潮,无数文昌少年在此含泪回望,将塔影刻进心里,把番薯留给爹娘;
它见过抗战时期日寇的军舰在海面游弋,它身上的斑驳砖痕,或许也曾被战火掠过;
而今天,它正注视着长征火箭从几公里外的龙楼腾空而起,直刺苍穹。
从指引木帆船,到见证宇宙飞船。斗柄塔,连接了文昌的过去与未来。
心中的塔
现在,很多人去七星岭,会遗憾塔门紧锁,无法登顶。
其实,斗柄塔本就不是用来“游”的,而是用来“望”的。
它不需要金碧辉煌的装饰,也不需要香火缭绕的供奉。它存在的意义,就是“站立”。
四百年前,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砖、这座塔,或许你的某位祖先,才能在某个风雨交加的黑夜,平安归来。
塔在,灯就在。 斗柄所指,便是吾乡。
人在文昌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