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文昌在海南文昌，流传着一句老话：文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是一代代读书人用心铺就的。
而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中，有一个人，如同一座孤高的山峰。
他与丘濬（jùn）、海瑞并称为“海南三贤”。但相比海瑞的刚烈、丘濬的博学，他的故事里，藏着更多关于“选择”和“归宿”的温情。
他叫邢宥。
一个曾在大明王朝权力中心游刃有余，却在最辉煌时，选择转身回家的人。
宦海浮沉，唯一的行囊是傲骨
公元1416年，邢宥出生在文昌的一个书香世家。
那时的海南，仍是中原人眼中的“天涯海角”，荒蛮偏远。对于这里的少年来说，想要跨越琼州海峡，走到权力的中心北京，难如登天。
但邢宥不仅走出去了，还走得很漂亮。
22岁中举，32岁考中进士。那个从椰林海浪中走出的青年，终于站在了紫禁城的金銮殿前。
史书记载他：“博极群书，不仅有才，更有识。”
他初入仕途，便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。这是一个什么官？专司风纪，纠劾百司，上管皇亲国戚，下察贪官污吏。
在那个官场染缸里，邢宥活得像个异类。他巡按四川、福建、浙江，所到之处，贪官闻风丧胆。
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苏州。当时的江南，富甲天下，也积弊深重。邢宥被委以重任，巡抚江南，不仅治水安民，更锐意革新。他大刀阔斧清理积案，将那些盘根错节的豪强势力一一整肃。
百姓爱戴他，称他为“邢青天”。
朝廷倚重他，那时他已官至右佥都御史，出巡地方，实为封疆大吏，手握重权。
如果剧本这样写下去，他会是一代能臣，位极人臣。
但邢宥，偏偏不按剧本活。
官游苏杭，两袖清风
在苏州、杭州这等天下最富庶之地为官，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“美差”。
多少官员在此迷失，但邢宥任职数年，留下的记录却让后人肃然起敬。
史书仅用四字概括，却重如千钧：“囊橐萧然。”
意思是，他的口袋和行囊，空空如也。
他在最繁华的人间天堂，掌管着最重要的钱粮民生，自己却过着清简如水的日子。离任之时，百姓夹道相送，有人欲赠金银，他严词拒绝；有人奉上土仪，他也婉言谢绝。
他带走的，只有几箱沉重的书籍，和两袖浩荡的清风。
他曾写诗自白：
“平生不蓄黄金产，这片冰心只自知。”
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保持欲望的清醒，远比获得权力更为艰难。邢宥做到了。
高处不胜寒，不如归去
邢宥的一生，有一位至交好友，便是后来官拜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。
当时朝中流传着“丘文庄之头，邢襄惠之项”的说法，将两人比作支撑朝堂的头脑与脊梁，足见其地位与情谊。
二人常在京城对酌，纵论天下。丘濬深知其才，极力挽留他在朝中辅佐社稷，认为他有宰相之能。
然而，在成化年间，五十余岁的邢宥，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：
辞官，归乡。
非因党争失利，亦非身体衰颓。
理由纯粹而坚定：回乡奉母，尽人子之孝。
他的母亲年事已高，独在海南故里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这句古训，于邢宥而言，是刻在心头的警醒，而非口头虚言。
皇帝再三挽留，同僚多番劝阻。
邢宥去意已决，上书陈情，辞恳意切。
“官可以不做，母亲不能不养。”
公元1470年左右，时年五十四岁的邢宥，终于卸下那一身象征权力与荣耀的官袍，换上布衣，登上了南归的海船。
彼时，丘濬在京城扼腕叹息，痛失臂助。
而邢宥，立于船头，望着越来越清晰的文昌海岸线与椰影，内心想必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平静与充盈。
回乡十余载，只留书香满乾坤
回到文昌的邢宥，并未凭借余威成为地方乡绅，也未购置良田华宅。
他在文昌水吼村的祖居旁，筑起数间茅屋，取名 “湄丘草亭”，自号“湄丘道人”。
昔日令贪官胆寒的“邢都堂”，变作一个箬笠草鞋、于乡间悠然漫步的寻常老者。
他谢绝地方官员的拜谒，也不干涉地方政务。
唯倾心于一事：读书，著述，教诲后生。
他深谙，海南被视为蛮荒，根源在于教化未兴。晚年他潜心整理海南地方文献，孜孜不倦地提携奖掖家乡学子。他将自己的藏书开放，供年轻士子阅读研学。
他与千里之外的丘濬，依旧书信不绝。丘濬在朝中主持修史编书，常驰书向这位隐居的挚友请教切磋。
邢宥在家乡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，直至六十五岁逝世。
这十年，于大明庙堂而言，少了一位股肱之臣；
但对于文昌，对于海南而言，却多了一位文化的播火者与守望者。
他去世时，家徒四壁，唯余满室书香，千古文章。
写在最后
在邢宥身上，我们看到的远不止“清廉”二字。
更是一种知进退、明取舍、重根本的人生大智慧。
年轻时，他有 “兼济天下”的雄心，故而义无反顾，北渡求学求仕；
为官时，他有 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定力，故而清风两袖，屹立于繁华之地；
巅峰时，他有 “弃官寻亲”的深情，故而拂衣而去，甘归于椰风海韵。
今天的文昌，文脉绵延，人才辈出。
走在文昌的路上，或许依然能在风中感受到那种穿越了六百年的精神回响——
无论走多远，飞多高，都要记得那颗赤子之心，和那条回家的路。
参考资料：《明史》、《琼台志》、《文昌县志》、邢宥《湄丘集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