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文昌文昌这座小城，海岸线绵延278公里，东郊椰林在海风里沙沙作响，会文渔村在潮汐中醒来又睡去，翁田田野在四季里轮换着作物。在中国版图上，它只是海南岛东北角的一个点，人口不到全省的十五分之一。
但就是这样一片土地，走出了林浩然、林鸿宣、张偲三位两院院士。一个深耕鱼类养殖，让中国人餐桌上有了更多海鲜；一个破解水稻基因密码，让稻谷在盐碱地和高温下依然丰收；一个深耕南海研究，为中国海洋生态和药物研究铺路。他们的研究成果写在国际顶级期刊上，也扎根在中国的鱼塘、稻田和海洋里。
三个人，三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，却都从文昌田间海边出发。这不是偶然，当你翻开文昌的历史，会发现这里自古盛产读书人：明代邢宥官至右佥都御史（正四品）。到了当代，文昌以不足海南十五分之一的人口，贡献了全省近七成的两院院士。
这片土地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
要懂这个，得从他们的故事讲起。
01 防空洞里的读书声
1938年，4岁的林浩然坐在小帆船上，离开了会文镇迈洲村。母亲抱着他，船在海上颠簸，家乡越变越小。那个时候，会文所属的白延墟还有个别称叫“小上海”，外资银行、商铺林立，但战乱无情打破了这份繁华。他们去广西寻找父亲，从此开始了十一年的颠沛流离。
父亲林伯美是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的，在广西任教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就读北大已是极少数人的幸运，但这个家庭并不富裕。林浩然记得母亲在农村时，下田干活就用竹筐挑着他到田头，自己弯腰插秧。家里主要靠番薯度日，偶尔能吃上一顿咸鱼，便是难得的美味。
但父亲对读书这件事格外执着。逃难路上，别人带的是粮食和细软，林家包袱里装着书本。空袭来临，躲在防空洞里，父亲依然督促林浩然和哥哥读书。晚上点着桐油灯，灯火摇摇晃晃，父亲坐在一旁，若是他打瞌睡，就会被轻敲一下头。父亲总说：“国家和民族正遭遇危难，必须努力读书，才能让国家强盛。”
这种颠沛的生活从1938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。林浩然跟着父母辗转于海南、广西、贵州、重庆、南京、广州等地，每到一处便换一所学校。这种不断被打断的学习，反而磨砺出他极强的自学能力。他跳级了好几次，并非因为天赋异禀，而是每次转学都要重新适应，只能靠自己补齐落下的课程。
1949年，林浩然跟着父亲到了香港。1950年，年仅16岁的他读完高二，便以“同等学力”的身份报考了广州的岭南大学。当时的校长陈序经看中了这个勤奋的苦孩子，破格录取了他，还为他提供了半工半读的机会。
父亲希望他学医，但医科不招收“同等学力”的学生。林浩然只好选择生物系，原本打算读一年再转系，结果一学便深深爱上。他发现，养鱼技术能直接改善百姓生活，这和救死扶伤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鱼类研究领域。
1952年院系调整，他转入中山大学生物系。1979年，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，远赴加拿大。在那里，他与国际著名鱼类学家彼得教授合作，创立了“林彼方法”，攻克了淡水鱼类人工繁殖的难题，被誉为鱼类人工繁殖的“第三座里程碑”。回国后，他始终致力于石斑鱼、鳄鱼等名贵海水鱼类的养殖研究，被称为“养鱼院士”“石斑鱼之父”。
1997年，林浩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从4岁坐在小帆船上离家，到站在院士的领奖台上，时隔近60年。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：防空洞里摇晃的灯火，父亲严厉又殷切的声音，以及那句“必须努力读书”的嘱托。
02 茅草屋里的煤油灯
林鸿宣没有经历过战乱，但他的童年同样充满艰辛。1960年，他出生在海南东昌农场，父母是普通的橡胶工人，一家人住在泥巴墙、茅草顶的房子里，他就读的小学、初中，教室也都是茅草屋。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，他总说自己是从“茅草屋”里走出来的。
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。林鸿宣初中便开始住校，为了省钱，每周从家里带咸鱼干和椰子干，就着食堂几分钱的冬瓜汤，便是一周的伙食。这样的“简朴生活”他过了好几年，却从不觉得苦——在那个年代，艰辛是常态，唯有读书能让他看到希望。
特殊历史时期，学校曾一度停课。白天，林鸿宣跟着生产队干活，晚上便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。那个年代，不少孩子荒废了学业，他却始终坚守。他深信“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，才能为国家做贡献”，这份信念并非旁人灌输，而是从父母的辛劳、文昌人对读书人的尊重、周围人的期待中，慢慢扎根心底。
1979年，林鸿宣考上华南农学院（现华南农业大学）。本科毕业设计时，面对国家粮食供给的现实需求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水稻研究，从此便与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他一路深耕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又赴日本从事博士后研究。在日本，他接触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稻基因组研究，开阔了学术视野。2001年，他拒绝国外优厚待遇，毅然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，投身祖国的农业科研事业。
回国后的头五年，他几乎没有发表重磅论文，同行中不乏质疑之声，但他毫不动摇。他带着团队在上海和海南的试验田里，每年种植十几万株水稻遗传材料。他坚信：“真正观察基因的表现，一定要在大田里，在大自然环境下。”这份脚踏实地的“笨功夫”，后来被证明意义非凡。
2005年，他成功克隆水稻耐盐QTL基因SKC1，取得该领域重大突破。此后，他又先后克隆TT1、TT2、TT3等多个水稻抗高温基因。2025年，他的团队再获新突破，联合其他团队破解水稻热感知“双重解码”机制，创制出梯度耐热性水稻新种质，其中双基因改良株系比对照株系产量提升约一倍，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“中国方案”。
2009年，49岁的林鸿宣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即便成为院士，他依然保持着“下地”的习惯，每到水稻生长关键期，总会戴着草帽、挽起裤腿，和学生一起在田间采样、记录数据。
从茅草屋里的煤油灯，到试验田里的荧光灯，光线变亮了，但他俯下身子深耕科研的姿态从未改变。林鸿宣常说，自己就是个“种地的”，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。
03 七天七夜的赴学路
张偲1963年出生在文昌翁田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翁田紧邻大海，他从小在海边长大，潮水退去后，海滩上的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，在别的孩子眼里是玩具或食物，在他眼里却是亟待解开的谜题。他后来说，对海洋的热爱是“与生俱来”的。
中学时，张偲就读于文昌中学。这所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名校，走出过众多杰出人才，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他立下了报效祖国、献身海洋科研的志向。这并非豪言壮语，而是一个海边少年对蓝色国土最真挚的眷恋与担当。
1981年，张偲以第一志愿考取位于青岛的山东海洋学院（现中国海洋大学）。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而奔赴学校的路途，足足花了七天七夜。
他先乘长途车从翁田到海口，再搭乘轮船五等舱从海口前往广州。五等舱是最便宜的舱位，拥挤不堪，汗味、呼吸声与海浪的颠簸交织在一起。到广州后，他再转火车经上海中转，最终抵达青岛，全程整整七天七夜。
这段旅程，对18岁的少年而言，既是磨砺也是成长。他后来回忆，这段经历让他明白，追求梦想总要付出代价，但他从未后悔。进入大学后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专业学习，性格内向的他，恰好能沉下心来钻研科研。
大学毕业后，张偲始终深耕海洋科研领域，成为中国海洋微生物、热带海洋生态工程研究的领军人物。近四十年来，他坚守南海科研一线，针对南海生态系统退化问题，发明微生物促生态修复等关键技术；带领团队鉴定出海洋微生物新科、新属、新种几十个，发现新化合物一百多个，还获得国家药准号新药生产批文。
2013年，张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他始终心系家乡，常说：“海南哺育了我，南海成就了我。”尽管长期在广州工作，他仍多次回到文昌中学，与学子们交流分享，鼓励家乡年轻人敢于钻研、勇攀高峰，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。
从翁田到青岛的七天七夜，是一条布满艰辛的求学路，更是一条通往梦想的逐光路。张偲走过了这条路，也为后来人点亮了前行的灯：远方有梦，路虽远，行则将至。
04 土地里长出来的密码
三个人，三个不同的年代，三种迥异的经历，却藏着一脉相承的特质。
他们都曾历经贫困：林浩然靠番薯度日，林鸿宣以咸鱼干就饭，张偲挤五等舱赴学。这份艰辛并非绝望的底色，因为在他们的家庭里，物质或许匮乏，但对读书的重视从未打折。林浩然的父亲虽颠沛流离，却始终以书本为伴；林鸿宣的父母身为普通工人，全力支持儿子住校求学；张偲家庭不富裕，却咬牙供他读完文昌中学。
“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”，这不是文昌个别家庭的选择，而是刻在地域文化里的共识。从明清科举时代起，文昌便重学兴教，读书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，这份观念代代相传，成为文昌人的文化基因。即便科举制度消亡，尊重知识、敬重读书人的氛围，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绵延。
更可贵的是那份坚韧不拔：林浩然十一年颠沛、频繁转学，却从未放弃学业；林鸿宣五年潜心深耕、少发论文，却始终坚守科研初心；张偲跨越千里艰辛赴学，却从未退缩。这份坚韧无关英雄主义，只是“既然选择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”的朴素坚持。
还有源于热爱的好奇心：林浩然因养鱼能改善百姓生活而深耕此域，林鸿宣因心系粮食安全而专攻水稻，张偲因痴迷海洋生物而投身科研。他们的选择，无关功利算计，只因对某一领域的赤诚热爱与探索渴望——这份好奇心，正是科学研究的起点。
更有深植心底的使命感：林浩然铭记父亲“努力读书，强我国家”的嘱托，林鸿宣坚守“读书报国”的信念，张偲践行“献身海洋科研”的志向。他们读书求学，从不只为个人前程，更承载着家庭的期望、国家的需求、民族的未来。这份使命感，让他们在漫长科研路上不迷方向、步履不停。
这些品质——对知识的敬畏、对目标的坚守、对世界的好奇、对使命的担当，并非凭空而生，而是从文昌的土地里滋养而来。从明清科举传统，到民国华侨捐资办学，再到建国后基础教育普及，文昌人对读书的执着，从未中断。
这不是神秘的基因天赋，而是文化土壤的长期培育。当一个地方的人们普遍相信读书有用、尊重知识、舍得为教育付出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这片土地都能持续孕育出优秀人才。
05 土地与星空
如今，林浩然已年过九旬，仍时刻关注中国水产养殖的发展；林鸿宣依旧在稻田里躬身劳作，细致观察每一株水稻的生长；张偲仍坚守南海，续写着海洋科研的篇章。他们走得很远，却从未脱离最初的那片土地。
文昌的田野还在，海边还在。如今，依然有孩子在教室里勤奋读书，依然有学生背着行囊奔赴远方求学，依然有父母用微薄收入支撑孩子的学业。他们或许未必能成为院士，但都坚信：读书能改变命运，知识能照亮未来。
三位院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从田间海边到科研前沿，距离从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，成功也绝非偶然的奇迹。真正珍贵的，是一方水土孕育的文化土壤——那份尊重知识、信奉教育、支持学习的氛围。这份氛围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几百年时光沉淀的宝贵财富。
在文昌，凭着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坚定传统，让贫困家庭愿意倾尽所有供养子女求学，让学子在艰辛中坚守初心，让走出去的人始终心怀故土、反哺家乡。
林浩然、林鸿宣、张偲的研究成果，镌刻在国际期刊上，而他们的根，始终深扎在文昌的土地里。他们的成就，属于自己，更属于这片滋养他们成长、赋予他们初心的土地。
是这片土地，教会他们“读书有用，知识改变命运”；是这片土地，给予他们最初的精神养分。而后，他们带着这份养分奔赴远方，向着科学的星空不断探索，也为家乡、为祖国点亮了更多希望之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