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文昌说起文昌名人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
十有八九是宋氏三姐妹。这三位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女性，确实是文昌最闪耀的名片。可你若以为文昌只有她们，那可就太小看这片热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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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从这座小城走出去的名人，多到你想象不到。有人统帅千军，有人在商海翻浪，还有人埋头书斋，改写世界。
将军之乡：不止是一个称号
文昌有个响当当的别名——”将军之乡”。这可不是虚名，近代以来，文昌走出了几百号将军。而在这群星璀璨的将军群体中，有一位的分量尤其重：张云逸大将。
1892年出生在头苑镇的张云逸，这一生经历了什么？辛亥革命、北伐战争、万里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——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每一个重要节点，都有他的足迹。从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热血青年，到统帅新四军的开国大将，他用一辈子诠释了什么叫”革命到底”。
1955年授衔时，63岁的张云逸是十位大将中年龄最长的一位，也是唯一享受元帅待遇（行政三级）的大将。这份殊荣背后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沉稳与坚韧——那种海南人骨子里的品质。
当然，文昌的将军远不止张云逸一位。海军上将陈策，咱们会文镇沙港人，1893年出生，抗战期间担任过海军第四舰队司令、海军部常务次长，后来还当过广州市长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他执掌海军力量，守卫着中国的海防线。
还有郑介民，东阁镇下水郑村人，黄埔二期毕业，曾任军统局局长、保密局局长，后来做到”国家安全局局长”，追赠陆军一级上将。他的经历，几乎就是民国情报史的缩影。
郑庭笈，文教镇美竹村人，黄埔五期毕业，参加过远征军，当过第四十九军军长。晚年他成了全国政协委员，致力于两岸交流，从战场上的将军变成了和平使者。
还有铺前镇的叶佩高中将，历任师长、军参谋长，是抗日战场上的知名将领。
为什么文昌能出这么多将军？其实跟近代大批文昌青年投身军校、报效国家的潮流分不开。那时候，考黄埔、当军官，是很多文昌青年的选择。他们把文昌人”敢闯敢拼”的劲头带到了战场上。
下南洋的传奇：从苦力到巨富
有句老话说得好：”有海水的地方，就有海南人。”文昌作为著名侨乡，上百万华侨遍布全球五十多个国家。这些早年下南洋的文昌人，写下了一个个白手起家的传奇。
王兆松，清澜镇义门村人，13岁就独自闯荡南洋。从学徒做起，凭着诚实和勤劳，一步步在房产、橡胶、酒店等行业建立起商业王国。发达之后，他没有忘记家乡，常年捐钱建医院、办学校、修路。文昌中学的”王兆松楼”，就是他捐建的。他立下的家训特别有意思：”在家一定要讲海南话。”这份不忘根的坚持，让人敬佩。
陈文民，公坡镇连榜村人，十几岁去香港打拼，创办了联合电器贸易有限公司。改革开放后，他积极回乡投资兴教，为华侨中学捐建科学馆，复办英敏小学，累计捐款超过1500万元，被称为”赤子楷模”。
还有泰国华侨吴乾芬，16岁坐小帆船去泰国做苦力，艰苦奋斗13年后买地开客栈，一点点把事业做起来。这种从零开始的经历，是早期下南洋华侨的真实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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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华侨商人秉承的”下南洋精神”——吃苦耐劳、敢闯敢拼、爱国爱乡，不仅创造了财富，更通过捐资助学、修桥铺路，深刻改变了文昌。从1978年到1995年，华侨为文昌公益事业捐了上亿资金，其中办学就占了近八千万。可以说，没有华侨，就没有今天文昌的教育基础。
科学殿堂里的文昌人
文昌”崇文重教”的传统，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。
林浩然院士，你可能在新闻里听过这个名字。1934年出生在白延镇迈洲村的他，是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鱼类生理学家。他最大的贡献，是创立了一种诱导鱼类产卵的新技术，有人说是鱼类人工催产的”第三里程碑”。国际上还给这个方法起了个名字——”林彼方法”（Linpe Method）。
听起来很学术？简单说，就是他的研究让石斑鱼、罗非鱼等养殖产量大幅提高，对咱们国家的水产养殖业贡献巨大。他从教六十年，培养了大批研究生，编写的《鱼类生理学》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教材。
从文昌中学走出去的科学家里，有一位邢定钰院士。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凝聚态物理学家，在磁性、超导、纳米科学等前沿领域做出了系统性研究成果，为中国理论物理赢得了国际声誉。
从古代的进士、举人，到现代的院士、科学家，文昌人对知识的追求，从来没有变过。这种”以文为昌”的传统，在现代科学领域依然焕发着生命力。
诗歌里的乡愁
文昌的文化土壤，也滋养了文学艺术人才。
罗门，本名韩仁存，铺前镇人，台湾著名现代诗人。1949年随军去了台湾，1954年开始发表诗作。他的《麦坚利堡》一诗还获得过菲律宾总统”马可仕金牌奖”。他和夫人蓉子被称为”中国杰出的文学伉俪”。
罗门的诗作涵盖都市、战争等多个主题，在现代诗坛独树一帜。但最打动人的，还是他那些充满乡愁的作品——《三桅船之恋》《海镇之恋》《遥望故乡》。尽管在台湾生活了六十多年，他始终心怀故土，多次回乡交流，捐赠文献资料，为琼台文化交流搭桥。
罗门的故事告诉我们：走得再远，文昌人的根，永远在这片热土上。
为什么是文昌？
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：为什么文昌能走出这么多名人？
这背后有几个原因。
“偃武修文”的千年传统奠定了基础。唐朝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这里改名为”文昌”，取的就是重文重教的意思。这个理念传承了上千年，形成了”人生不识字，惨过牛与猪”的民间共识。即使生活再苦，文昌人也要砸锅卖铁送孩子读书。
华侨捐资兴教提供了强大助力。成功的华侨把大量资金投入家乡教育，从中学到小学，很多校舍、图书馆都是华侨捐建的。这种持续的教育投入，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“下南洋”的艰辛锤炼了文昌人吃苦耐劳、敢闯敢拼的品质。这种精神代代相传，无论从军、经商还是治学，都成了文昌人成功的基因。
作为侨乡，文昌很早就接触外来文化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视野。这种特质，有利于吸收新知识、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人才。
写在最后
从开国大将到侨领巨贾，从两院院士到诗坛名家，文昌英才们在各自领域都写下了不凡的篇章。他们或许没有宋氏姐妹那么家喻户晓，可贡献一样值得铭记。
对于每一个文昌人来说，这些名人的故事，是骄傲，也是激励。他们告诉我们：无论走得多远，文昌人的根都在这里；无论做什么，文昌精神都能照亮前行的路。
文昌，文运昌盛，英才辈出——这不只是历史，也正成为我们脚下的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