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文昌提到中国科学界的“海归”传奇，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钱学森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我们的家乡文昌，也走出了一位可以与钱学森媲美的科学巨匠。
他在法国生活了32年，拥有顶尖的学术地位和幸福的家庭，他的夫人是法国某市的副市长。然而，为了祖国的核工业，他毅然放弃了法国的洋房、豪车和高薪，只身回到中国，拿着仅有国外3%的工资，在京郊的荒野中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年。
王洲——清华大学教授
他就是王洲——清华大学教授、国家“863”计划能源专家组顾问、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快堆技术委员会主任，被无数业内人士尊称为“中国核电之父”（快堆技术奠基人）。
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从文昌走出的科学泰斗的传奇人生。
从文昌到巴黎：烽火少年的求学路
1931年，王洲出生在海南文昌昌洒镇临高村。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，抗战爆发后，年幼的他随父母逃难到越南，就读于西堤南侨中学。虽然身在异乡，但“救国报国”的种子早已在爱国华侨师生的熏陶下，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。
1950年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19岁的王洲怀揣着科学救国的梦想，只身远赴法国勤工俭学。在巴黎大学，他攻读流体力学，与钱三强、吴文俊等后来的国家栋梁在同一个学生会里激扬文字。
他在法国的学术生涯堪称辉煌：
- 1964年获巴黎国立技工学院热能工程学位；
- 1965年获巴黎大学数学博士学位；
- 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“饱和焓渗透性”概念，直接被法国工业界广泛采用；
- 他担任法国热能工业应用研究集团的系主任、高级工程师，在核能领域工作了20多年。
在法国，他不仅事业有成，还拥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。他的夫人王英梨（中文名）是瑞典裔，后来还当选为法国大巴黎区比瑞市的副市长。他们在巴黎有洋房、有汽车，生活优渥且安逸。
“我从来没有把国外当成自己的家”
然而，这一切并没有留住王洲的心。
“人有时很难说得清，我在巴黎生活得很舒适，但一有机会，我还是想回中国。”
1982年，51岁的王洲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法国同事震惊的决定：回国！
当时，法国方面极力挽留，甚至有当局出面劝阻，但王洲去意已决。他像一个急于扑进母亲怀抱的孩子，抛弃了在法国打拼了32年的事业，告别了身居要职的妻子，只身回到了北京。
回国后的生活落差是巨大的。
在法国，他是高薪的高级工程师；在中国，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，每月的工资只有293元——这仅仅是他国外收入的3%。
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，那时候国内物资匮乏，连米、油都需要粮票。但王洲从未抱怨半句，他说：“人最重要的应该是精神上的需求。”
二十年颠簸路，只为中国的“快堆”梦
王洲回国，是为了推动一项关键技术——快中子反应堆技术（简称“快堆”）的发展。
简单来说，当时中国已有的核电站（如大亚湾）主要采用“热堆”（俗称“慢堆”）技术，对铀资源的利用率只有1%左右；而“快堆”是第四代核电技术，能将利用率提高到60%-70%。对于铀矿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国，这项技术是能源安全的命脉。
为了这项技术，王洲拼了老命。
从1982年秋天开始，这位年过半百的教授，每隔一周就要亲自驾车，从清华大学前往位于房山深山的原子能科学院。那是一条来回120多公里的颠簸之路，路面狭窄坑洼。王洲就在这条古道和京石高速上奔波了20多年，跑废了一辆车，头发也从黑跑到了白。
在他的推动下，“快中子增殖堆”被列入国家“863”高技术计划。他亲自担任专家顾问，指导了我国第一座实验快堆的设计和建设。
为了防止实验风险，他在清华建立了“钠技术实验室”；为了解决安全监测，他首次在国内研制成功了钠中微氢探测系统。他不仅是坐镇指挥的帅才，更是在一线攻关的战士。
功成名就，不忘桑梓
2010年7月21日，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临界，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。这一刻，凝结了王洲近30年的心血。
除了科研，王洲还利用自己在法国的人脉，积极为中法友好牵线搭桥。他的夫人王英梨曾代表法国三市访问北京海淀，推动了多项中法经济技术合作。这位“洋媳妇”也因为王洲，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。
王洲教授拥有无数头衔：
- 清华大学一级教授
- 国家“863”计划能源专家组顾问
- 中核集团科技委高级顾问
- 全国政协七、八、九届委员
-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
但在这些光环背后，他始终是那个从文昌走出来的赤子。他的一生，完美诠释了什么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。
如今，当我们享受着核能带来的清洁电力时，不应忘记这位老人的付出。
他是科学界的巨星，更是我们文昌人真正的骄傲！
（资料参考：清华大学新闻网、《新清华》校报）
